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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维曦教授来我校开展学术讲座（音乐学系第60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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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上午，由四川音乐学院研究生处、科研处以及音乐学系共同主办，邀请了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伍维曦教授，为川音学子开展了一场题为“被建构和想象的乐派——以19世法国政治与音乐为例”的讲座。此次讲座在四川音乐学院梧桐楼三楼举行，由音乐学系系主任包德述教授主持。 在此次讲座中伍维曦教授从当下的音乐史学论域出发，阐释了“风格乐派”和“文化乐派”的概念，之后以19世纪法国政治体制与音乐活动的关系，说明了文化乐派的机制与主流音乐风格的关系。 首先伍维曦老师从“乐派”概念切题，指出其含义为音乐和音乐家的流派，在一般语境中多强调风格特质与审美诉求。他接着指出，在当下的音乐史学论域中，至少存在两种性质的“乐派”——风格乐派、文化乐派。其中“风格乐派”是自发形成的，以其所创造的音乐作品形态所具有的相似体裁、题材、形态、风格特征为依据的音乐家群体，这也是这是19世纪文艺批评和历史编纂学的产物。而“文化乐派”则是指：特定时空环境与社会背景中，致力于创造具有特定美学特质与缔造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音乐活动的自觉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这种“乐派”与风格史的正统叙事和作品中心主义的是史学观念并不具有直接联系，甚至是可以离开“音乐文本”系统的。 接下来，伍老师从“文化乐派”的视角出发，讲述了19世纪法国音乐与政治的关系。用“文化乐派”的概念，分析了作为历史事件的音乐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群体，说明了“文化乐派”发生机制与主流音乐风格的关系。同时，老师就20世纪的“中华民族乐派”与“21世纪的中国学院派音乐”也发表了个人的观点。他讲到，从20世纪的中国“学院派”音乐来看，音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至为密切。两大革命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建设各种国立音乐机构并以之开展公共音乐生活时，实际上都继承了19世纪法国的方式。而萧友梅曾发表的《复兴国乐我见》中，为20世纪建立在国族本位意识上的“中华民族乐派”的性质进行了界定。但萧氏在这里提到的“国乐”应发扬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人固有之德性”，究属古典价值系统的遗存，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价值观是对立的，这其实是国民党在北伐成功、建立全国性政权后，开始有意识地疏离“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和“新道德”，转而提倡“文化民族主义”之故。 通过以上分析，伍老师认为，既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作为一个“文化乐派”参与到未来中国学院派音乐事业的建设中，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存一个强烈的文化本位意识，还应该以一种理解之同情对之前中国音乐家的全部实践给予透彻的认识，应该意识到政治体制的独特风格带给音乐文化的特殊品格，还应该通过珍视这种特殊性来美其所美、融贯古今、辨别夷夏，最终回归华夏礼乐中的精神与德性。 讲座最后，伍维曦教授与同学们对“讲座中涉及的作品”、“中国乐派的划分问题”、“西方的民族乐派的形成是否与当时的文化、评判标准有关”以及“中世纪相关文献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伍维曦教授对同学们的疑问进行了耐心的解答，孙国忠教授也在现场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伴随着包德述教授的总结和在场师生热烈的掌声，此次讲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审 稿：包德述 摄 影：邹雨含 上 传：李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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